秦始皇似乎未料到的是老百姓的上行下效心理，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他这一系列举措会带来示范效应。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秦始皇的威赫声势自然成为一种榜样，正是在他前后巡游祖国大江南北的过程中，他成为了一些人的楷模。其中有两个很著名的流氓，在观看巡游时由衷地表达了自己的理想。这两个流氓，一个叫项羽，下相人氏；一个叫刘邦，沛丰邑中阳里人。

　　项羽算是没落贵族的后代，祖上在楚国做官。他年少时不学无术，学书学剑皆一无所成，很是让他叔叔项梁伤透脑筋。他为自己辩解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他叔叔听了也很高兴，就教他兵法，可惜这个力能举起八百斤大鼎、四肢发达的家伙，学了一点之后，大概是在街头做古惑仔的缘故，碰上一个叫虞的性感姑娘，两个正是青春年少，干柴遇了烈火，两情相悦，风流快活去了，从此一任学业蹉跎，最后落得个半筒子水。如果秦始皇不出游的话，他恐怕也就一辈子在下相街头做古惑仔混日子，最多也就混个黑社会头目干干。正是因为秦始皇的出游开阔了这位古惑仔的眼界，使他不由自主地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彼可取而代之。”

　　刘邦出身一般，不过据史书记载，他出世时很有神话色彩。据说他母亲有一次在一个湖边和神快活了一回，在一道闪电当中就怀上了他。刘邦在家里的时候，不搞生产不做作业，擅长游手好闲。他是个很感性的人，喜欢喝酒和做爱。可这在当时恐怕也是高消费，加之他家境并不富裕，所以经常折酒，有时则骗酒喝。有一次，他给未来的岳父大人吕公送了一把草封在贺礼里，上面写“贺钱万”，没想到吕公的逆向思维尤其发达，不仅没有责罚他，还对他刮目相看，甚至慷慨地给了一个女儿他做老婆。但不管怎样，反正在他老家沛丰，乡里乡亲也就视他为流氓地痞了。他表达自己的理想也是在秦始皇的出游的时候，他的理想宣言是：“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

　　比较一下刘项二人的理想陈辞很有意思。“彼可取而代之”也好，“大丈夫当如是也”也好，其实最终的意思都是一个：总有一天，老子也要混个皇帝做做。但如果细究这两句话的含义，还是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的性格特征。而正如一句话说得好，性格决定命运。可以说，这两句话成了理解何以最终做皇帝做得眉飞色舞的是大无赖刘邦而不是大流氓项羽。在某种程度上，破解这两句话，就可破解中国数千年来历史的秘密，甚至可破解人性深处的秘密。中国古人善于一字千金于此亦可窥一斑。

　　鉴于对这两句话的分析实质是种语言分析活动，在此我们先提供相关的分析的理论工具。工具之一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人是其所吃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吃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好象和中国人观念中吃啥补啥有相似之处，不过费先生的意思更从内在精神的层面上来考虑。工具之二是黑格尔先生的理念精神，所谓内在的东西必然外在地表现出来，这个工具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中国人千百年来说人如其文大概也就这个意思。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得出最厉害的工具三，它就是你如何言说/表达，你就如何存在，或你如何存在，你就如何言说/表达。这工具可以断章取义地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那里得来。这里，正是借助工具三，我们来解剖这两位流氓的话语，以揭示二者的内在本质，我们终将发现，这两位流氓在人生观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重点落在“代”字上，代者，替代、更换也，这也就意味要取消原来那个“彼”的存在而承认“此”的存在。代的本质含义就是否定，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通过否定“彼”来达到实现肯定“此”的目标。而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来否定，这可有多种选择。在言说上可以是口诛笔伐，在行动上可以是革命斗争，反正不管以何种方式，最终就是要打倒“彼”而确立此。因此“代”所可能包含的感情色彩，就是残酷无情、血腥冷漠，在事实上就可以是刀光剑影，是尔虞我诈，是倾轧抬杠，是尸横遍野，“代”的内容对于项羽来说就是破城之后大肆屠城，就是在新安城南一次坑杀二十万俘虏，就是火烧阿房宫三百里其火三月不熄，就是刚愎自用担心自己的谋士比自己聪明，只要通过否定不同于“此”的“彼”，项羽似乎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快感。而正是在否定当中，项羽相信“这个世界就是我的，除了我，谁也别碰”。可以说，项羽的人性观就是人相为贼，人为了活下去就必须进行残酷的厮杀、搏斗，人与人之间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他在其一生的纵横驰骋当中，也正是这种人性理念的实践。不过我们清楚，历史给他投的是同样无情的反对票。

　　了解项羽的人性理念之后，刘邦的态度就容易明白了。“大丈夫当如是也”，它表明的是一种通过肯定“彼”而承认“此”的态度，它不是那种彼和此、我和你只能独活的态度，而是一种“彼”好“此”亦好、我好你也好、我要活也要让别人活的共存态度。它承认人的存在有必要共同实现、共同提高和共同促进；这种人性理念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形象就是“大丈夫”。刘邦的“大丈夫”含义是否和孟子所提的“大丈夫”为同一概念不得而知，就其革命实践来看，儒家推己及人的思想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还是很善于把握的，但有一种人他也经常嘲弄，那就是知识分子。本着这样一个原则，他妥善处理了各种人事关系，虽然相比起其手下的萧何、张良、韩信来说，他皆在特殊才能上不如他们，但这位能够说出“大丈夫当如是也”的伟大流氓，本性上具有的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己使得他具有“将将”的才能，为此虽然屡受挫折，但这位临阵敢说“分我一杯羹”的流氓还是成了最后的赢家。

　　一个是通过否定他人来肯定自己，一个是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己，这就是项刘两大流氓的最大分歧所在。历史的判决是天平最后倾向了刘邦，而让项羽乌江自刎，戕人者最终自戕。历史上刘项两大流氓的楚汉争霸，不单单是场军事上的较量，更为根本的是两种人性观和以不同人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和文化观念的较量，刘项两大流氓不过那两种人性观以及其相应的道德伦理文化理念的棋子而已；这两大流氓对应着不同的理念。

　　无论成与败，这两大流氓在中国历史上好歹都是伟大的了，至少对司马迁这位历史学家来说应是伟大的。虽然刘邦最后获得了胜利，但其成为皇帝之后表现出了典型的人格分裂症。由于整天担心权力的安稳，使得他毫不犹豫走上兔死犬烹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历代皇帝们不假思索必然踏上去的道路，其根本原因恐怕在于人性深处那种无穷无尽的权力欲望。而社会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权力的供给永远小于权力需求，尤其是那种惟我独尊的皇帝位置。伴随对至高权力的追求，历史上演的是一幕幕鲜血淋漓的戏剧，且承担这种血淋淋的代价的主体，不惟争权者，更是老百姓，正所谓一流氓功成而万骨枯。

　　中国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人性的观念冲突是假两大流氓之争斗来进行。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立在人性观念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和文化观念，恰恰是流氓们将之发挥到了极至，并且也正是通过流氓获得其永久的象征形象。因此，所谓人性善恶，流氓无赖而已！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冀望于一位哲学王来承担道德、文化理念的象征，这种理想不惟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来说恐怕都过于奢侈。纵观中国历史，承担文化象征形象的历代开朝皇帝，不是流氓无赖就是地痞土匪；而历代文人的命运，要么流放，要么自杀，要么干脆就掉了脑袋——整个历史上取得合法性的，倒就是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