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星驰现象看“后现代”文化（上）
丁伟
“我只不过想研究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感情。”借用《仙履奇缘》中菩提大祖的一句话，此篇文章找到了主旨和归宿。
本文粗略论及了关于周星驰现象的诸多方面，戏路，角色，带来的影响，人们的态度……初步认为周星驰这个“后现代主义新青年”是个性情中人，无厘头电影这种商业搞笑片是种经典文本。并且着重分析了《唐伯虎点秋香》、《鹿鼎记》、《大话西游》三部影片，从文化、政治、爱情几个角度对经典文本和性情中人作了深入探讨。卑之无甚高论，或许不无裨益。姑妄写之，姑妄读之，姑妄信之吧。
周星驰是一个演员，十几年之间主演过将近五十部片子。香港搞笑片是一类电影，处于“主旋律”和“肥皂剧”夹缝中以无厚入有间。这个“无厘头”演员和这类“快餐式”电影无意中成了一种“后现代”文化景观。
“理想加卖点的完美结合”，这是演戏、搞新闻、写论文、以及做人的最高境界。然而“真理从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切无可挽回的走向庸俗”。诸多理论张牙舞爪呼啸而来，各种姿态矫揉造作弥漫而去，“世界之暗从未到达存在之光”。
斯宾诺莎说：“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面具撕破尘埃落定之后，其实香港搞笑片自有其闪光之点独到之处，有些昙花一现的什物尤其令人怦然心动。周星驰这个“后现代主义新青年”，骨子里某种东西以一贯之，算得上一个“性情中人”。从这样的性情眼光看去，
文化无处而不在， 爱人啊在路上到处都有！
社会解读、娱乐解读和商业解读之外，尚有一种性情解读。文化的“喧哗与骚动”，政治的“存在与虚无”，爱情的“缱绻与决绝”……经历了玩世不恭的“审美”，晤对了始料未及的“体验”--周星驰诗意盎然，无厘头历史感深厚，搞笑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种悖论不敢授人以柄，但求不负我心，不敢得意而忘言，只愿相忘于江湖。
“所以，丧失与崩溃之后无论所来何物，我都已无所畏惧。”
（一）题外话：关于周星驰现象的疏理及反思
这个题目实在难写。把周星驰这个俗人请上大雅之堂，给香港商业搞笑片强作解人，这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有很多细节要到位，各种关系要搞拈，还要考虑作者的笨拙精神和一己性情，读者的文化理解和心理承受。等等，等等。“周星驰研究”的“话语权利”和“权利话语”（福柯语）最终得以落实到手，盈怀在抱，简直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这个题材确实值得大写特写。周星驰的“无厘头”为什么一夜走红，深入人心，以至于有人暧昧的称他为“周星星”？王晶的商业搞笑为什么大获全胜，畅久不衰，以至于有人“傲慢与偏见”商业片是最有文化的？为什么看了《唐伯虎点秋香》禁不住的狂笑，看了《大话西游》却难以自抑的想哭？这种情结意味着什么呢，还有哪些“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性情中人”呢？“后现代”文化为何要以周星驰俗人为形象先生和革命样板呢？
这个题目有些不合时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皇帝人人做今年到我家，流行文化就朝三暮四乱七八糟。昨天还是《BRAVE
HEART》，今天改为《INSTINCTS》，明天又是《TRUEMAN SHOW》了。周星驰江郎才尽夜郎自大了，搞笑片也只剩下耳提面命皮笑肉不笑了，再怎么“反文化”“后现代”，也只好追忆似水年华，稍不留心就落入了俗套。
这个题目有很多写法。这得看各人的口味、兴趣、风格和性情了。一场游戏一场梦，这种偶然性无与伦比。周星星的“无厘头”带来了不尽的大众娱乐，也提供了无数的文化可能。花里胡哨的帽子漫天飞舞，不清不白的脏水到处四溢，乱花渐欲迷人眼，只缘身此此山中。“出来混的要讲义气”（《喜剧之王》经典对白），幸得一杯羹皆大欢喜也。既然前人之述备矣，后辈小子只好“但开风气不为师”，千古性情一回了。
这个题目只能在“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中完成。象古代谶语一样，上帝不能造出打败自己的东西，这种悖论对上帝万能论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周星驰这个吃了没文化亏的演员却很有文化，低级趣味却又深刻无比，花哩胡哨却又美不胜收。就事论事，拘泥成见没什么意义，反而不如放开手脚，发散思维，跟随可爱而反叛的齐天大圣权作一回怪诞而诡丽的“大化西游”呢。但愿这种“否定辩证法”也能使人对生命和爱和美产生深深的思索。没有矛盾的知识只能是权力，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存在只能是虚无。
慰情而聊胜于无吧。知其不可而为之吧。请读正文。
（二）开场白：关于周星驰的基本情况及常见态度
提起周星星，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不会陌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或者鄙夷不屑，或者会心微笑，或者一脸茫然，或者感激涕零。或者避之唯恐不及，或者旁顾左右而言它，或者过屠门而大嚼，或者陷于其中不可自拔……说这些当然没什么意思，与周星星本人及其所演角色也没什么关系，谁会对纸上谈兵黄色笑话夜里挑灯看剑稍感兴趣呢？这事勉强不来的，人就是他妈的奇怪！谁能到陶老先生的桃花源里找寻自由
，谁会在奔腾III处理器上任意飞翔呢？通俗的说，无论大街小巷的录像厅电影院，还是千家万户的PC
VCD，周星星的片子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最值得一提的是，大学里的周星星专场。每一次都是狂欢的节日，每一部都是怀旧的经典。
起初周星驰只是香港无线一个艺员，接受点基本培训以后主持过一些儿童电视节目，后来在一些电视剧充当小角色，比如《霹雳先锋》、《他来自江湖》。万梓良当时是走红主角，周星驰却已光彩四射，锋芒毕露。1990年推出成名影片《一本漫画闯天涯》，没什么搞笑噱头，只不过想借卡通书籍风靡香港的东风，演绎一个老套的黑帮片。再后他又主演《逃学威龙》，制片人想利用他主持过少儿节目的优势抓住一批中小学生，谁知此片却吸引了很多成年人，于是周星驰一步步找到了适合的戏路。食髓知味的制片人一方面借鉴国外搞笑片经验，一方面聘请当红明星如钟楚红、张敏、梅艳芳、黄秋生、陈百祥、吴孟达甚至巩俐等人和他配戏，周星驰很快红遍港澳台及东南亚。
要写周星星此人此影，必须通过几道麻烦的险关，得到某些人士的首肯，算是周星星研究的出发点和“失乐园”。论文自然不能免俗，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要符合一定的体例，最为关键的是要让一般人都读懂接受，最好不要象自由撰稿人王小波那样子“让读小说的惊喜，让写小说的害怕”。翻身道情，从代表性的受众的代表性的态度看来，
也能见识周星驰的个人魅力和文化旨趣。 媚俗一回吧。
首先是批评家大不以为然。这不还是西方现代派那些俗套吗？尿盆倒扣摆放在展览厅中央，贴个标签美其名曰--“泉”。蒙娜丽莎哭得成了泪人，嘴唇上画满了性感的胡子。刘小波这匹黑马杀出文坛，叫嚣新时期文学危在旦夕。一群自由职业者欢喜雀跃，中国人可以说“不”噢！这些玩意早就过时了，金庸位居20世纪大师排行榜的第四位早是几年前的事了。最近《天龙八部》和《射雕英雄传》把《还珠格格》的嚣张气焰压得黯然失色，新浙江大学也让他老人家到钱塘江冲了一回浪。金庸的武侠小说写英雄写侠女写平凡人，最后写了一个历史败类--韦小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反英雄”和“反历史”。周星星同志再怎么折腾跳梁，也无非落得个“反美学”和“反文化”罢了。
其次是大学生必将分而食之而后快。写什么不好，偏偏要来写周星星？周星星就是没文化，他又怎么招谁惹谁啦？非得强加上所谓的意义和深刻，你算哪一门子的神仙啊？周星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的，他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好男人”，一个真诚不贰万分执着的“情种”，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蝙蝠侠”，一个混迹红尘鹤立鸡群的“喜剧之王”，一个大闹天宫的“美候王”，一个为民申冤的“九品芝麻官”，……周星星是爱的使者，侠义的化身，青春的新闻代言人！谁也别想吃饱了撑的来妄作解人谬托知己，指三道四乱七八糟一江春水向东流。要是流行的都有文化，畅销的最为深刻，《月亮惹的祸》岂不是成了天籁，《看上去很美》岂不是成了圣经？
再次是小市民们暗笑不止。周星驰本是一个丧失了道德的流氓，一个保留了低级趣味的痞子，一个不利于人民的搞笑大师。没有文化，庸俗浅薄，挑拨耍赖，形象差劲，动作夸张，语言无聊……唯一的好处就是好笑！随便一句话一个鬼脸一个怪招，都让人忍不住发笑。笑过了也就忘了，第二次看还是那么好笑。这种视觉刺激，这种混乱逻辑，这种逆转镜头，爽！人生就是一场肥皂剧，商业搞笑大有市场。非得找出周星驰的社会内涵、现实意义、文化背景，那是批评家的事。带上这么多的有色眼镜去看周星驰不累死也要被气死。其实，有--有这个必要吗？
最不好应付的就是周星驰本人了。素昧平生，萍踪侠影，偶然相遇把酒言欢做倾心之谈的机会几乎断念，只剩下在电影里晤对神交的份儿。这篇周星驰研究并未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他压根就不晓得有这样一个性情中人在写这样一篇天地至文！诸多文字究竟有几多人物真实性、政治合法性和现实普及性，根本难以确保哪些是“据事实据”，哪些是“春秋笔法”，哪些又是“遵命曲笔”。不过在某一点上是信心百倍底气十足的，象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固守住自己的想象这一片唯一可信的不真实之中”：周星星是某一类“性情中人”，代名词是“后现代主义新青年”。这类性情中人蔚然壮观，每个人都不寂寞，文化精神薪尽火传潜移默化，队伍仍将不断扩大继续前行无限萦怀，放之四海而皆准，明日散发弄扁舟。
无论何时，不管何地，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万能的上帝，我又诚福，我又何辜？！
（三）众生相：关于周星驰的角色及类比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李寻欢若不是李寻欢，也许就是另一个上官金虹。”
“上官金虹若不是上官金虹，又何尝不是我的好朋友？”
李寻欢长叹一声，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因素。”“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
这种“活水”象征的其实是一类人！这种“环境”作祟的正是一种人性！周星驰当然不是这种人。搞笑片也难得见到这种人性。无厘头电影自有着它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土壤，时代背景和人心流向，述而不作心照不宣也罢。
“我是个演员。”最新上市的《喜剧之王》中周星驰如是说。诚哉斯言。如果说王朔是个痞子作家，那么李伯清就是个散打语言大师，金·凯瑞则是个搞笑表演艺术家，而集文字、语言和行为艺术于一身的绝大成者非周星驰莫属！
周星驰的风格丰富多彩，严肃的、胡闹的、反叛的、嬉皮的……不一而足，角色良莠不齐，才子、打手、清官、小人……踏歌而来。什么剧本都得心应手，什么情节都令人叫绝，什么理论都能从周星驰身上看出象征意义。文变染乎世情，90年代的转折突变，香港社会的商业大潮，全球性的思想漫衍都在无厘头电影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和普遍的渲泻。“再也没有什么神圣了”，“一代不如一代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人们在反思和回顾经典文本的同时，也利用经典文本表达现代内容，或者模仿或者反讽，从而产生强烈的喜剧性效果。与徐克的孤傲怪异、关锦鹏的委婉怡然以及王家卫的游移恍惚相比，无厘头电影更加轻浮浅显，通俗易懂，在有心无意间冰释消解了经典文化。无深度无责任无距离的戏谑解构赋予了周星驰无数种文化的可能，“这种人并不想严肃的对待可能性，因此这可能性也就不会含有这种风险：他选择了某种决定并因此束缚住了自己。”
对武侠片的疏离式戏拟。武侠片里的英雄侠女合奏一阙“笑傲江湖曲”，淋漓尽致，美仑美奂，编尽了“成年人的童话”。无厘头电影却将“侠之大者”疏离成“英雄的失落”。《龙的传人》片中的父亲影射传统的英雄形象，类似李小龙，但儿子并不是一个父传子受的武打小英雄，而是一个爱打台球的游荡小青年。儿子的叛逆行为表现在从武艺打斗争胜的故事转为台球擂台争胜的形式。影片中现代都市和乡土风情交错进行，传统功夫的敏捷身手和时下流行的开枪动作你来我往，从而讽刺了传统方式要求平等、尊严、不受欺凌、嫉恶如仇的英雄主义民族主义。《鹿鼎大帝》则更为彻底，片中没有真正的英雄，也没有父子师徒的关系设置，只有与皇上、女人的关系。《国产
007》一个用杀猪刀的肉贩子却成了“民族英雄”，《大内零零发》一个发明家却成了皇上最出奇得力的保镖。英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代神话成为昨日黄花了，智力时代呼唤新的英雄形象。
对警匪片的疏离式戏拟。常规警匪片中，警察是正义、勇敢、出生入死的正面形象，但在《咖喱辣椒》中，咖喱与辣椒这对警察不再百战百胜威力震慑，而是懦弱恐惧、遭女性遗弃的普通人。无厘头电影经常对警匪片和黑帮片互渗处理，异于传统黑帮的性格单一和警察的形象俗套，进行疏离，制造噱头。
对清官原型的疏离式戏拟。清官题材一向是文学、戏曲、电影常用的题材，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封建社会中清官的出现是文人忠君爱国、济世救民思想的反映，也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现时因社会腐败出现的清官题材文本，宣扬的是一种救星意识和依赖心理。无厘头电影对这类题材的处理显示出对现代人的关注。《九品芝麻官白面包青天》周星驰语露锋芒毫不忌惮用黑脸漂白、荒腔走板对包青天进行了一番戏谑。《算死草》中有一段有趣的法庭对峙局面，将中国式的清官审判与西方的证据审判表现得淋漓尽致。《威龙闯天下》中周星驰是一个重利轻义的讼师，告官以围护个人利益为主，以伸张道德正义为次，脱离了中国人固有的对包青天的心理认同，减少了对包青天的童稚憧憬。这种现代人的实利观无形中消解了清官心理。
利用对原有文本的疏离式戏谑产生全新而深刻的喜剧效果，无厘头电影反映了90年代香港社会各方面价值观念的全新而深刻的变化。周星驰身上综合了现代都市人的清新气息、正常思维、世俗观念、流行文化和当下需求，“来于生活，高于生活”，精辟提炼了90年代香港社会的诸多特征，通过个性化和狂欢式的商业制作，无厘头电影不经意成为“后现代”文化景观中一道独具魅力而占尽卖点的风景线。“这就是生活”，“一个人仅仅追求此生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从无厘头电影的模仿定式、反讽俗套、充满预言暗示和象征色彩中，以及对经典文本的戏拟，对传统观念的反动，最后的“性情解读”不能不从揶揄摹拟的深处读出真正的诗意，从玩世不恭的背后读出艺术的严肃，更会从繁华中看出浮华，于天上看见深渊，
从一切中看出无所有。 就象诗人海涅所说，“从巨人身上看出了风车，
从贵妇身上看出娼妓， 从宫廷典礼看出了一场傀儡戏。”
姑且把周星驰所演角色归为三类，线索渐趋明朗主题更加集中，不至于落个“低头敛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逻辑是数理的致胜法宝不二法门，如：E=MC2，如1+1=2，如否定辩证法，如第二十二条军规。逻辑用在审美上也大有好处，“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容易经得起时间和人心的双重检验。为了“体验”和“审美”的惺惺相惜一意孤行高处不胜寒，周星驰有三类角色最值得文化的、政治的、情感的研究，从而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另一角度的文化范型：“后现代主义新青年”！
一是风流才子唐伯虎。二是无赖小人韦小宝。三是齐天情圣至尊宝。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在西方二战后降贵纡尊、在中国世纪末显学翘楚的社会现象和哲学思潮，推波助澜、拍手称快者有之，冷峻分析、尖刻否定者有之，折衷调和、观望徘徊者有之，其所遭境遇与周星驰无厘头电影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问题越来越复杂，范围越来越宽广，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理查·罗蒂认为，那种自启蒙以来的“镜喻哲学”和人的“镜式本质”遭到后现代主义的空前质疑，后现代主义同时也反对传统本体论的同一性、中心性和终极价值观，既是对现代认识论的超越，又是对现代本体论的扬弃。后现代主义以其反现代、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游戏”状态从根本上消解了认识的清晰性、意义的明确性、真理的永恒性和价值本体的终极性，并且进一步宣告了人的死亡（密歇尔·福柯）、作者的死亡（罗兰·巴尔特）、在场形而上学的终结（雅克·德里达）。
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体现在几个方面：体现在哲学上，是“元话语”、“元叙事”的失效和中心性、同一性的消失；美学上，传统美学趣味丧失，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淡漠，距离感消失，导致“表征紊乱”；文艺上，精神维度消逝，本能成为一切，冷漠客观的写作成为后现代标志；宗教上，关注焦虑、绝望、自杀等课题，走向“新宗教”挽救信仰危机。“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从周星驰无厘头电影来看，“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真是费尽了口舌，说来说去也说不到点子上，反而不如周星驰的“搞笑”来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感性地道。周星驰这类“后现代主义新青年”形象如同古龙所述，“想不到这懒散而潇洒，萧疏而沉着，充满诗人气质的落拓客，就是名满天下的浪子游侠。”“他的眼睛深邃而明亮，充满了智慧，目光中虽带着一些厌倦，一些嘲弄，却又充满了伟大的同情。”
|
|
